是否有一种对建筑渐长的怀旧气息弥漫于欧洲的城市中？从坐落于施佩尔河畔的新柏林皇家宫殿到重新点燃土耳其人民热情的奥斯曼帝国遗迹，建筑逐渐成为追溯城市历史脉络和往事最合适的选择。在这片原发表于 TheLong+Short 的文章中，作者Feargus O'Sullivan 进行了调查，究竟多少政府和开发商开始把未来的目光着眼于对历史的回顾。
当你在德国出版物中看到哈利法塔（迪拜塔）的时候，你一定认为它矗立在莱比锡，而不是中东。“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真的太德国了，”在2010年建筑正式落成的时候，《明镜（Der Spiegel）》周刊这么评论。“迪拜塔是个东德人！”《画报（Bild）》杂志用过去东德人的绰号来戏称这座建筑。的确，这个标题在某一些方面是没有错的：当东德的老政府办公楼----柏林议会大厦在2006年被拆除的时候，数千吨旧建筑中的钢梁被运送到海湾，通过船舶运送到迪拜----为了建造哈利法塔。
讽刺的是，这些事情显而易见----彰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筑转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盈余纪念碑。另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是，从议会大厦中”生长“出的新结构里，树立着它”前身“皇宫的巨型模型。
当这栋建筑在次年封顶的时候，它将成为一个从柏林历史中走出的幻影----一个起死回生的宫殿。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因爆炸、火灾或是人为毁坏的历史建筑通过重建重获新生，已经在欧洲引发了追随的狂潮。政府和开发商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些建筑的未来建立于对历史的“回顾”中。
莫斯科政府在1993年重建苏维埃时期拆除的喀山主教堂（Kazan Cathedral）和2000年修复基督救世主主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2005 年，德累斯顿修复了1945 年盟军爆破时炸毁的巴洛克圣母教堂。当维尔纽斯政府在2009 年重建大公馆的时候，这栋建筑已经在历史上消失208 年了。波兹坦重新向公众开放了城市皇宫花园，这座皇宫在二战中被炸毁，并在上个世纪60 年代被彻底清除。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政府重修了已被拆除很久的集市广场，与此同时，已经对其历史中心进行翻修的华沙，计划重建撒克逊人和布鲁尔宫殿。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规划重建水晶宫（ Crystal Palace）。甚至那些缺少历史参考模型的城市都开始加入重建的大潮，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马其顿王国首都斯科普里开始重新规划它的中心，将它的每一块地域填满新古典主义的雕塑。
欧洲曾经见证过无数建筑重修的历史，但是这些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不太对劲，不同于曾经历史修复中运用的建筑形式和查理斯王子钟爱的历史感的、带有柱廊的设计。Michael Falser，海德堡大学国际艺术历史研究中心的主席解释了这种不同，他在《每日明镜（Der Tagesspiegel）》这么评论：“从人们建造开始，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发展、翻新和重修这些被毁坏的建筑。”我们现如今有争议的都是那些如同美术作品般精致的、完全重建的建筑，它们往往在完全消失很久之后被新修建。
比如，伦敦柯文特花园市场作为购物中心被重新开放，这可以被比作是一个垂死的病人通过手术获得新生的过程。诺曼福斯特为德国议会设计的柏林议会大厦可以被视为同样的状况。战后华沙的修复甚至重建了一些刚被毁坏不久的建筑。
像莫斯科新主教堂和波兹坦皇宫那样的建筑，无论如何，从未垂死或者曾经没落。他们是新的建筑，服务于当代的需求同时作为对伟大历史事件的致敬。同时，通过试图擦拭历史的痕迹----仿佛建筑断裂的记忆从未发生过，他们揉捏曾经将他们塑形为建筑的新起点。
这一点对柏林重新修复的城市宫殿来说无疑是最符合的。自普鲁士国王即位以来，这个18世纪昏暗而华丽的宫殿就占据了柏林的中心，直到50年代的战火将一切付之一炬。至少我们知道，这里随后成为了东德的领地。事实上，这是宫殿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选择，它相当于直接给宫殿签署了死亡证明。1976年，民主共和国的中心占据了这里。并且这里成为了民主德国（GDR）的国会。玻璃覆盖和如同飞机仓库般的建筑内部，不仅包含了会议室和政府办公室，更有音乐厅、参观、商店、夜店和一个保龄球馆。随后的90年代，它逐渐沦为商业中心，再也不适合作为东德的纪念碑，最终，这个石棉填充的预制建筑走向了被拆除的命运。
如今，在柏林市长Klaus Wowereit的带领下，这个新修复的城市宫殿正走在成为”文化导航塔“的道路上。两个现存的郊区博物馆被迁移到了这里，同时柏林中心图书馆的一个部门、一个临时艺术展和一个餐厅被加入进这个中心。这里也成为了施佩尔河的临水景观空间。
这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总让人感觉新的使用功能是次要的，使用者们联合起来，用激动人心的话语为这些披着巴洛克外衣的建筑辩解。但更多的评论偏向于将它形容成一个荒唐的历史性退步，虽然大部分公众反对意见在于590欧一平米的造价。
慕尼黑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Armin Nassehi在《时代（Die Zeit）》周刊中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将老建筑的外观直接移植到场地上的”看似严肃的娱乐行为“和传统意义上的只参考老建筑作为灵感来源的建筑不同：”对老建筑的参考是一种基于文脉的重组。这种方法简化了设计过程中对现有情况的研究。但是这种对原有建筑的重现，无论如何，是一种抄袭而非参考，参考是有依据的，而抄袭是为了试图掩盖依据的…抄袭的结果就是一个展现民族历史怯懦的怪胎。”
这座宫殿为这座城市添上了浮夸的一笔，1989年公布的社会愿景强调这将是一个实验性的临时建筑。在过去超过25年的时间里，老生常谈的事情是，柏林因为其廉价的艺术家工作室和24小时夜店而出名，同时大量社区被改造成了创意集散地。城市宫在愿景中作为一个步行区域被呈现：90年代的时候，在老国会大厦的废墟里举办过一个短期的艺术展，随后被全体赞助商所资助的”临时艺术中心“代替。如今，随着柏林成为德国的首都，一个清醒而严肃的形象变得亟需。城市宫共坐落于施佩尔河流经城市部分的中下游，它的到来不再是柏林”冷战“的象征，而将成为城市过渡时期一个伟大的标杆：一个新的德国即将拜托20世纪的梦魇，重新回归之前的发展状态。
类似于此的重建建筑项目兴起往往有一个简单的根源：人们偏爱那些宏伟的20世纪以前的建筑所带来的美学体验，尤其是当他们将作为替代品的战后现代主义建筑与之对比的时候。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的天际线----虽然有人质疑它是一个现代遗产的游乐园，在我们看到它的时候仍然会止不住被震撼。重建项目也能一定程度上恢复城市空间的连续性。曾经华沙撒克逊人宫矗立的位置再也不是没有柱廊的空地了。此外，许多重建的项目的拆毁都违背了民众的意愿：没有人问过莫斯科的居民他们是否想要保留他们的教堂。这么看来，重建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缝合了旧的社会裂痕。
认为这种趋势将于此停止的想法，现在看来是太幼稚了。这种发展趋势随着欧洲挥动着政治的翅膀飞向一个对未来充满胆怯的保守主义----这使欧洲大陆开始变得焦虑，逐渐增长。历史性的重建暗示了社会通过回顾历史来获得暂时的宽慰的过程----事后看来，至少优势是可以让目前欧洲大陆的地位相对稳定。随着欧洲逐渐变得国际化和全球化，重建老建筑保证了，即使他们的国家在改变，内在传统的根源----比如传统的集会广场，是会一直保留的。大众对这个保证的接受程度从政府选举中右翼政党的得票增长可见一斑。这一类政党通过许诺民众一个回归理想社会的设想----邻里彼此相识、没有外来移民、火车能准时到站，来寻求选民的支持。
现代的历史重建建筑当然并非直接源自于对保守主义的追求，即使这样，也会偶尔令人感到不舒服。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未来会因为这些联系历史和过去的外在形式而变得不再那么不可预测，而这些都并非政治所要求的条例。
因此，随着德国重新统一，柏林城市宫外观在重建过程中参考了普鲁士时期的特点。如今的德国，通过力求刻画这个时期的图景，来缓解压抑的国内氛围。同样的，俄罗斯对沙皇时期的建筑进行重建，已示国民他们在苏维埃共和国之前所经历的光辉统治年代。
但是尽管这些（看起来）古老的立面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追忆，他们的混凝土核心和用途还是很现代的。它们不再是皇室的住所、兵营或是教堂，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展览中心、商场或是用来吸引游客的景点。这些有历史感的外观成了一种伪装，通过展现一种亘古不变的外观来回避新设计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在土耳其开始频繁出现这样的建筑。近几年来，随着政府开始推崇的传统价值观作为统治手段，整个国家陷入一种对曾经土耳其帝国追溯的狂潮。从文化角度来说，这种趋势被《纽约客》评论家Elif Batuman戏称为“奥斯曼尼亚（Ottomania）”
随着汉堡王《苏丹餐（Sultan Meal）》节目（一个2006年上映的有关土耳其士兵吞食巨型鹰嘴豆泥饼的电视节目）的流行，“奥斯曼尼亚”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土耳其人的日常，其中包括奥斯曼帝国美食相关书籍、奥斯曼风格的浴室柜、用奥斯曼笔迹书写的婚礼请柬、灵感来源于土耳其长袍和毡帽的毕业礼服和航空制服。在过去的十年里，出现了各种“煞费苦心”以纪念奥斯曼帝国夺回伊斯坦布尔事物，其中不乏那些如今被改造成宾馆和商场的新奥斯曼风格的清真寺和改建的奥斯曼风格建筑。
这种对奥斯曼帝国的热情同样也体现在政治上。自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JDP）已经赢得了第三次大选，给予该党派动力的意识形态被其称为“保守民主政治”。通过融合社会保守主义于自由市场之中，该党派引领着土耳其走向一条城市迅速扩张的道路。仅2000年，伊斯坦布尔人口已经达到了400万。这种社会转变的程度之深，以致于成为了一种警示，不仅因为政府被长期控诉无节制的的腐败贪污问题，还有对曝光相关事件的媒体和反抗者施加的“暴行”。
为了在快速发展时期稳固国家政局，土耳其政府的目光落在了对奥斯曼帝国的追溯上。正义与发展党鼓励土耳其民众把国家如今快速的发展状态看作是对断裂历史新的延续。像一些如同伊斯坦布尔Demirören 购物中心这样的建筑被投掷进发展的浪潮，通过这些混合了奥斯曼帝国风格设计的小把戏，隐瞒了这个国家人口快速持续增长的事实。建筑评论家Ömer Kapinak 把这种现象称为“蘸取历史的酱料”。
令人震惊的事情是，重建是如此接近真正的历史建筑，以至于威胁到了历史遗迹的存在：源于19世纪的塔尔拉巴舍地区，正在经历以重建为名义的拆除和破坏。
政府一点也不真正在乎历史，评论家如此评论。Mardin Artuklu大学的建筑历史教授Uğur Tanyeli在塔尔巴拉舍的博客中写到：“在土耳其，历史必须是全新以及整洁的。所以真正被需要的是历史的图景…不允许背负任何历史的包袱，或是沾染历史的铜锈，一切令人感到不安的事物都不应该存在…一个建筑携带的历史痕迹越少，它就越被认为是成功保护的--不仅仅是Demirören 商场，Bosporus沿岸的数以百计的建筑都被认为如此。有些“重建”的建筑始建于13世纪，但是它们看起来仿佛昨天才建完，甚至连一颗曾经的螺丝钉都没有用。
为了反抗这个现象，游行在土耳其格济公园爆发了。起初反抗是为了抵制政府因发展对公共空间进行无节制的占用，示威者表达他们对政府权威愈发增长的失望情绪。但是因为保留公共空间是反抗者的目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政府计划占用公园来重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建筑：19世纪早期，这里是塔克西姆军营的基地，政府的规划，将把这个建筑变成一个披着历史遗迹外衣的现代商城。所以，抗争的结果决定了谁将控制土耳其的历史。
卷入事件的地方开始有了政治意义。面对格济广场和塔克西姆军营的广场，是伊斯坦布尔在30和4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最重要的项目，随后，国家的首都在1923年被迁移到了安卡拉。拆除军营的过程也被视为与奥斯曼帝国的决裂。随着具有现代外观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歌剧院和展览中心的建造，塔克西姆广场在1977年再一次被视为土耳其中心。
试图去重建这一个地方，可能会因此被视为淡化了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的重要性--尤其是当文化中心被批判将要拆除。阿塔图尔克的将教育与宗教分离、西方导向的思想占据了20世纪土耳其的政治主流导向，但是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却试图寻求别的导向。
在土耳其反政府的浪潮中，塔克西姆军营计划最终被证明是极有争议的，因此，该项目于5月搁浅。
这是一个标志，展示了此类建筑重建--仅仅在柏林引起了报纸专栏的评论和民众请愿，在土耳其是何等混乱，以至于动摇了伊斯坦布尔的社会地位。尽管柏林正在建造的城市宫和伊斯坦布尔夭折的塔克西姆军营有惊人的相似处--都是试图重建过去的建筑。如同藏匿于蕾丝花边下的机器人，这两个规划都看似可以通过展示一部分对历史的重建来使新的建筑更加合理。国家和公民美德的最好表达方式来自于别的时代，这种感觉似乎有些奇怪。当然，关于欧洲对目前文化状态的自信程度，它们几乎只字未提。
翻译：朱子媛
